二. 上个世纪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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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上层”家庭都有那么一份勃勃的雄心：在自己的儿子当中，至少有一个人的名字前面应该带有博士头衔，随便什么专业的都行。 （不知道现在家庭是否还会看中孩子的博士头衔。但是无疑，能成为教授确实很不容易，但是却不像国内那样，得到了教授头衔就是终点，反而他们都还是在不断创作中，或者可以说，教授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科研工作者中间被认可重要一站而已。那种“科研成就感”是要不断努力，不断汲取，不断滋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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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自由、独立、天然的生灵，在我们踏进那幢遭人痛恨的建筑物以前，就必须把它掩藏好，以免让自己的前额撞上那看不见的牛扼。 （也许我们的成长就是在20年的教育中，温水煮青蛙，造就了“谦卑”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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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我们奥地利的学校本身有多糟糕，正好相反，那所谓的“教学计划”是在一百年经验基础上精心编制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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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可怜的魔鬼，像奴隶一样被绑缚在一个程式里面，被绑缚在具有威慑性的既定教学计划上，他们要完成“工作量”，正如我们也得完成我们的工作量一样。 （意识到，我经历过的几个老师，也是这种可悲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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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是一个古老的国家，由一位老皇帝君临天下，由老首相实行治理；这个国家没有其他野心，只想通过抵制任何极端性的改变让自己在欧洲毫发无损地得以保全。年轻人在天性上总是想要快速极端的改变，因而是一个令人担心的因素，他们应该受到排斥和压抑，时间越长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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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岁的古斯塔夫-马勒被任命为宫廷歌剧院院长—–发生之时，整个维也纳被震惊的一塌糊涂。人们完全忘记了，莫扎特在三十六岁，舒伯特在三十三岁时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里程碑作品。这种觉得“每个年轻人都不那么可靠”的不信任，贯穿在各个圈子里。 （所以现在的奥地利总理Kurz30岁上任，也是一种大的突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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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成为职业进取上的障碍，年长受到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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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老师的使命不是要帮助我们前行，而是教会我们谦让；不是去培养我们的内心世界，而是要求我们尽可能没有反抗地融入有序的格局中；不是去提升我们的生命能量，而是要约束它们，使之趋同。 （可是我们的成长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教育和茨威格时代的教育，对孩子性格上的培养，并没有什么区别。有多少年轻人都不喜欢自己“没有个性”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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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年轻人这种心理上的压力，只会带来两种效果：要么让他们麻木不仁，要么起到刺激和激发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心理分析治疗的档案中看到，这种荒谬的教育方法造成了多少人有 “自卑情结”。 （中学时期的压抑，是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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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外面则是一座充满了无数启发的城市，一座有剧院、博物馆、书店、大学、音乐的城市，一座每天能带给人惊喜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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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兴奋是一种感染现象。 在一个班级里，它像麻疹和猩红热一样从一个人传染到另外的人，那些新手还带着一种孩子气的、虚荣的争强好胜，想要尽快在知识上超过别人，因此大家也在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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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这种对戏剧、文学和艺术的痴迷在维也纳是极其理所当然的。维也纳的报纸给所有的文化活动都留出特定的版面，不管走到哪里，都能听到周围大人们在谈论歌剧院或者城堡剧院的演出，所有的纸具店都挂出名演员们的画像，在当时，体育还算是一个粗俗野蛮的事。（现在在维也纳的街头，只有特定的宣传画报上，才会看见演员画像，文具店是不会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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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的咖啡馆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设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可以与之相比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民主性的会所，任何人只要买上一杯廉价咖啡就可以加入其中，这笔小小的入场费让每位客人都可以好几个小时坐下、讨论、写作、打牌、处理邮件，尤其是可以享用诸多的报纸和杂志。一个比较好的咖啡馆，会有城里的全部报纸，而且不光是维也纳的报纸，还有整个德意志帝国的报纸，法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美国的报纸，此外，还有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和艺术评论期刊等。 （但是，我并没有感受到现在的维也纳咖啡馆里还会有人在讨论民主政治等，但确实是约会见面必去的地方。暑假去的Wien Museum，服务态度并没有多好，会有意让客人在喝完咖啡之后离开。报纸一事，和前两天唐嫣罗晋在维也纳结婚酒店向这边的华人报社索要报纸对上了，原来这是一种传统，不能空了客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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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人能够在维也纳的咖啡馆里大量地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同时能在好友圈子里讨论这些事情，在行程奥地利人的思想活力和国际视野方面，也许没有什么能比咖啡馆的贡献更大。 （思想活力其实就是个性的一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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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们的声望所具有的散射光芒的力量，哪怕经过了七层折射，还是足以令我们感到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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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中分离派运动的展览“分离”开幕了：让旧学派感到震惊的是，巴黎印象派画家和点描画派的画家、挪威的蒙克、比利时的罗普斯以及所有能想到的极端艺术家都在这里展出了；建筑界，一种大胆而自由的建筑艺术公开宣称不要古典的繁文缛节，取而代之的是没有点缀的实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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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年轻人则将自己热烈地投入这最为凶猛的激流当中。我们有一种感觉：这是我们留给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开始了，年轻人终于开始获得了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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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父辈那一代，一位诗人，一位音乐家是首先要被检验的，他只有迎合了市民社会那种放松、稳健的品味方向，才能获得尊重。他们在拍照时带着深思的目光，总有“尊贵的”与“诗人式的”姿势，他们的举止如同宫廷顾问和达官贵人，也像这些人一样佩戴勋章为装饰。